三国历史上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十个必杀秘技揭秘

导读： 在《 志》中一直被司马懿、华歆等辈评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 ，或许因为「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而不配称为一个胆略过人的雄杰家，甚至因为不懂《左传》中最浅显的道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终遗「谯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祸，而不配称为一个「智虑无方的术家」。但是 却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艺深明的儒学家、应对捷疾的口辩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辩才，堪称独超众类，比肩苏、张，在同一时期无人能出其右。「铁腕治蜀」和「纵横捭阖」形成了他赖以飞翔的双翼，使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战争之海中总能浮沉自如，游刃有余。辩才作为实现谋略的重要手段，在诸葛亮畅言《隆中对》、力促孙刘联盟与及回书斥王朗的佳作《正议》中一再地被加以运用、发挥，其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屡试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击节喝彩。> 　　一， 诸葛亮赖以「舌战群儒」的十条金科玉律 >　　抛却《 演义》这部「姜尚渭水钓文王」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单观《三国志》及《魏略》两部书，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他具体的「作战」方式是：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要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好战之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之人说话，要豪胆果断;与愚钝、不开化之人说话，须锋芒毕露。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这十条金科玉律，其实早在《鬼谷子-权篇-第九》中已有所录，原话为：「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一， 诸葛亮赖以「舌战群儒」的十条金科玉律 >　　抛却《三国演义》这部「姜尚渭水钓文王」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单观《三国志》及《魏略》两部书，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他具体的「作战」方式是：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要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好战之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之人说话，要豪胆果断;与愚钝、不开化之人说话，须锋芒毕露。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这十条金科玉律，其实早在《鬼谷子-权篇-第九》中已有所录，原话为：「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义，只述大略，未尽详实。譬如对于文中「与富者言，依于高」的这个「高」字，资质低劣者未免会以为'高』字仅仅代表高深玄奥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辞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尤其是在乱世之中，枭杰奸佞是最善于伪装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对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贵者?连对方底细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据鬼谷子的口诀出招?孔明先生则不仅对该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个关键字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更对如何识别、判定这十类对手写下心得，载于《七略》。即：「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运用此七种策略察人观物，不惟可以探知对方性格、品质、才情如何，甚至连他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生平履历也都能了如指掌。> 　　二，诸葛亮纵横捭阖的实战案例 >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练，是在南阳草庐之中。他纵论天下大势，详略得当。这其中有规谏，譬如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告诫「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东孙权，三世基业，「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谈及荆州，诸葛亮对其战略区位优势赞赏有加：「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荆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论及益州，诸葛亮更是神采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后诸葛亮对未来主人刘备的政治号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评价：「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综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时，孙权南借地利，刘备独据人和，只要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无怪乎刘备听罢，「与亮情好日密。」>　　在他给刘备的申论《隆中对》里，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霸业。这份宏论中的「实在劲」，在当时来看，除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无人可比。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事功」，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因人设谋的道理。试想一个「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义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地盘。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大作官样文章，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诸葛亮如此言辞，正是对《鬼谷子》中「与贫者言，依于利」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　　孔明先生的第二次亲身实战，始于刘备兵败长阪，待吴救援之际。他见到孙权之后，先是说了这样一句开场白：「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仅仅一句话，就起到了三个作用，其一，不卑不亢的抹掉了刘备新败之后，狼狈不堪的窘态。其二，抬高孙权身价，间接道出张鲁、韩遂、马腾、刘璋等辈无法与其相比。其三，拉孙权下水。指出当今对江东基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曹操，不联刘抗曹则无以自存。紧接着便开始向孙权确认信息：「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诸葛亮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虽说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对「淮泗将领」掌控东吴军政，其核心要员程、黄、韩、蒋等人从不轻易妥协的状况有所了解，但毕竟只是风闻。所虑者，乃是万一孙权怀有异议，不能与「淮泗将领」同心同德，又或其年轻怯懦，魄力不如其兄，故此试探。>　　孙权佯装年轻气盛，出口驳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何等机智，到此已知孙权决意抗曹，只是有些话迫于他根基不稳，不便明言，要借自己这客居江东的人来说出口，于是便毫无顾忌的说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句话又是「与富者言，依于高」这一口诀的浅用。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刘备。其二，指桑骂槐，敲打「流亡北士」。其三，讨好周瑜、甘宁等淮泗将领。孙权见诸葛亮竟能读得懂自己外交辞令中的潜台词，自然心下大喜，遂顺着他的话语继续敲打张昭、步骘、陆绩、虞翻等人，道：「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至此，相信江东主降派的理论根基已被撼动，难持异议。>　　江东抗曹之心既定，鹰派已在气势上占了八成赢面，诸葛亮素知周瑜「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手下能臣干吏又不胜枚举，远非己方可比，生怕其「吞刘抗曹」，而非「联刘抗曹」。于是极力彰显己方的战略构想和利用价值，娓娓道来：「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此段话不仅要言不烦，而且句句切合「与贵者言，依于势」的要义，听得孙权拍手称快，周瑜的战略构想也从先前的「吞刘抗曹」暂时变为「联刘抗曹」。关于孔明先生的口技，最出彩的还是回书骂王朗一事。魏国大司徒王朗劝降许靖不成，又来撺掇诸葛亮背反蜀汉。诸葛亮遂拟写《正议》，训斥王朗，严正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这段寥寥数百字的檄文，正是罗贯中塑造「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这一文学掌故的原料。在演义中，诸葛亮对王朗「顺潮流，识时务」的「高论」嗤之以鼻，并以逆子二臣反唇相讥，痛斥王朗违背人伦臣纲，疾言厉色，穷追猛打，如秋风扫落叶。王朗愧愤难当，竟倒撞马下，被活活气死。事实上，无论是史实还是演义，都从侧面凸显了诸葛亮对「与愚者言，依于锐」这一口诀的驾轻就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