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高度1000米”：抗战中国上空的双翼“斯图卡”Hs-123战机

“攻击高度1000米”

中国上空的双翼“斯图卡”——Hs-123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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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讲史堂第一千五百九十五期】“攻击高度1000米”：抗战中国上空的双翼“斯图卡”Hs-123战机（军事系列第511讲）

抗战爆发前夕，中德之间军事合作异常紧密，中国向德国购买了大批的武器装备。但就作战飞机而已，中方则更倾向于采购美英战机。因此，在抗战期间，中国空军所装备的德制飞机的种类只有寥寥数种，作战飞机更是少之又少，Hs-123俯冲轰炸机成为了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使用过的唯二两款德制作战飞机之一（另一款为He-111A0轰炸机）。

Hs-123俯冲轰炸机是亨舍尔公司应德国军方对俯冲轰炸机的需求，于1933年研制成功的一款金属承力蒙皮通梁式双翼机。首批生产型为Hs-123A-1，于1936年秋季开始在德国162飞行大队服役，此后又发展出Hs-123B及Hs-123C两型机装备德军。

Hs-123A-1机翼后半部分和舵面均为帆布蒙皮，安装有一台880马力的BMW 132Dc星型活塞发动机，安装在带水泡突起的机头整流罩内，敞开式驾驶舱主油箱位于发动机防火墙之后，固定式起落架加装有轮罩，机身顶上装有两挺固定7.92毫米MG 17前射机枪，可外挂一枚250公斤炸弹或在机腹外挂副油箱，翼下可挂四枚50公斤炸弹。

Hs-123俯冲轰炸机首次亮相于西班牙内战，但由于Ju 87A的服役，而使该机逐步退居二线。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Hs-123俯冲轰炸机重披战袍，参加了波兰战役，此后继续转战法国和比利时等多国，随后参加了苏联境内各大战役，直到1944年退役。

Hs-123俯冲轰炸机是德国在二战期间服役的最后一款双翼战机，它的综合性能看起来比较落伍，但在实战的表现却比较出彩。Hs-123战机坚固耐用，在环境恶劣，机场条件不佳的情况下，飞行起降表现极为出色，由于它的速度较慢，俯冲轰炸的精确度也就较为精准。同时，Hs-123战机在超低空飞掠阵地时，如果将发动机油门开到最大，整架飞机会发出尖锐的啸叫声，给敌人心理上极大的震撼。因为其在实战中的优秀表现，德军将领甚至要求增加该机的参战数量，无奈Hs-123俯冲轰炸机的生产线早已关停。

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国民政府也开始紧张准备对日作战。虽然中国订购的第二批的霍克Ⅲ和马丁轰炸机此时尚未交付空军，但考虑到中国无法自产先进战机，开战后战机的消耗必定很大，因此国民政府想法设法积极开展外购战机的行动。

193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作为特使在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顺道率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秘密向各国商洽贷款及购买军火以备抗战之需。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抵达德国访问，随后与戈林举行会谈，因为戈林的怠慢以及双方之间的分歧，导致会谈不欢而散。

6月13日，孔祥熙前往“鹰巢别墅”会见时任德国元首兼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他在会谈中阐述中方对德立场，力争希特勒对中德关系的维护。会谈中，孔祥熙向希特勒询问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或意见，希特勒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中国则富有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易货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要求，只想发展贸易。”双方的会谈气氛较好。会后，孔祥熙赠送给希特勒一对朱漆花瓶、一册珂珞版精印宋画、两盒名茶以及一幅湘绣雄鹰图。希特勒对鹰图和雕花瓶喜爱非常，连声称赞，并招来摄影师拍照留念，随后又将印有其亲笔签名的照片一一赠送来宾留念。

会见结束后，希特勒亲自将中国客人送出别墅大门，全体在庭院中合影留念。随后，孔祥熙一行告别希特勒登上汽车，当汽车启动时，孔祥熙回首向窗外张望，意外发现希特勒已出现在别墅二层阳台之上，他正高举右臂向客人致以纳粹军礼，庄严之中又透露出几分滑稽。

孔祥熙随后与德国方面订购了100架Hs-123（Henschel）俯冲轰炸机、20架Ju86k双发轰炸机、12万发飞机子弹、10万枚燃烧弹、5万枚10公斤飞机炸弹、1.1万枚50公斤飞机炸弹。

1937年12月初，中方询问德方起运军火中含2500枚50公斤飞机炸弹、20000枚10公斤飞机炸弹、25000枚燃烧弹。

1937年12月15日起运军火中含8500枚50公斤飞机炸弹、30000枚10公斤飞机炸弹、75000枚燃烧弹。

由于抗战全面爆发，亲日派的时任德国航空部长戈林曾一度下令限制供华军火，德方按照希特勒指示要求中方以外汇现款支付武器价款，外汇紧缺的国民政府为保障更急需的陆军装备考虑取消上述战机的订购。

1937年12月8日，德国国防部国防经济署署长托马斯(Thomas)致电孔祥熙，表示对德订购之Hs-123和Ju86已装运，不能退货。

1938年5月德国禁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质，尽管希特勒下达了禁令，但德国内部对输华军火问题的观点仍不能统一，德国经济部和军事工业署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不愿意轻易放弃中国巨大的军火市场。秘密的军火运输仍在进行，原定1938年7月起运的一批军火假借芬兰、卢森堡等国商人的名义运出德国，辗转运华。

1938年8月，根据中方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的报告：“'合步楼公司'所购1300万马克军火及Ju86飞机正交涉起运，仍以易货方式偿付。”但这批飞机未能交付中国，这20架Ju86k双发轰炸机原定秘密经由哈波罗（Hpro）公司交机给中国，最后于1938年9月由德国政府接手，并转交德国空军使用。

最终只有12架Hs-123俯冲轰炸机运抵中国，其余88架Hs-123均被取消。此时，德国空军正处于用Ju87换装Hs-123的时期，因此这12架Hs-123俯冲轰炸机均应为德军使用过的二手机。对于这批飞机的具体型号，航空史研究学者们则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这批来华飞机的型号为首批生产型Hs-123A-1，另一种则认为这12架Hs-123俯冲轰炸机为原本拟交付葡萄牙的Hs-123B-1型号，由于相关原始档案资料的缺失，目前尚无确切定论。

当时的空军飞行员称呼Hs-123（Henschel）俯冲轰炸机为亨学尔或亨士尔，军方简称恒机。

这12架Hs-123俯冲轰炸机连同备份器材的对华总售价为201.8万马克。1937年11月3日，这批战机经由哈波罗（Hpro）公司卖给中国，因德国对华军售问题的反复无常，最终拖到次年1月初才由德国不莱梅港运出。

1938年3月，8架Hs-123由德国运抵香港，之后运往广州，其余4架则于4月抵达。德国派出驾驶员温特飞（Winterfeld）和两名机械人员于2月11日抵达汉口，并在汉口完成了飞机的测试工作。此后，这批Hs-123俯冲轰炸机被送抵衡阳进行组装。5月间，温特飞与机械人员也抵达衡阳，进行飞机的组装、试飞和指导工作。

这批Hs-123俯冲轰炸机于1938年4、5月间交付并装备第六大队第15队。15队成立于1936年10月，原为第六大队所属的侦察轰炸队，1938年6月4日改编为航委会直属驱逐队。时任15队飞行员的刘忠敏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二十七年元月底，十五中队奉命赴衡阳接收新机。在南昌过新年之后，地面人员便前往准备，飞机则交于大队部，飞行人员可自行离队，两周之后，在衡阳集合…”

“到了衡阳，除地勤人员外，队员均未归来，多为返里省亲，只有我路途太远，交通又不便，因四川来回至少须一个月以上，真是有家归不得。”

“换装的新机，刚刚运到工厂，尚未启箱。负责装配的，是由南京迁移来此空军第一飞机修理工厂，人员未到齐，尚未开展工作…”

“过几天，队员们陆续归来，航委会派来一翻译，是二期飞行的范伯超，亦四川同乡，以往不曾相识。我们接收的是德国飞机，派有顾问，他曾留学德国，故通德语…”

“不久，飞机开始装配，德国顾问也来了。这种飞机是德国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制造，名“亨士尔123”，单座单翼单发动机的俯冲轻型轰炸机（注：原文如此，疑为笔误）。载弹量不大，速度也不快，是比较落伍的一种飞机，在大战中早已淘汰，我们还当宝贝似的买来。空军第一飞机修理工厂，在机场附近，建一临时厂房来装配，常到工厂去看他们工作…”

“飞机机身很陈旧，有的表漆已脱落，必须清刷重新喷漆。一次发现一架飞机，机身漆有德国空军的标志，一个“卐”字，想必是旧机，德国空军使用过的，再来卖给我们。厂方当即找来顾问，他说：这批飞机本来是要给德国空军的，因为你们国家急需使用，便先运来，飞机确是新的。这番话只好将信将疑，但我们要飞这批飞机，对它好坏新旧，心理上难免不打一个折扣，受了影响。厂方照了相，呈报航委会，说明此事，以后好像无下文，只好照样接收了，共有10架，后来才听说确实德国空军使用过的，而又来卖给我们。”

“飞机装好一架，便由德国顾问试飞一架，然后再交给我们训练。这种飞机，因是单座，与驱逐机一样，不能带飞，故须先由顾问在地面讲解清楚，有关飞机性能，操纵方法以及应注意事项，均由范伯超传译。其实，飞机构造与美式完全一样，我们飞过英国飞机也是一样，一看便知，所不同的，仅是高度表采用公制，英美系用英制。”

“其次，这种飞机有一特殊装置，就是可将尾轮锁住，以免在地面滑行时打地转，起机落地时容易保持直线，虽有此好处，仍是多余的，飞行技术熟练，地面平坦，难得有打地转之事发生，而且还增加麻烦与不便。这种设计，他国均未采用，也许是落伍淘汰了。”

“一天，萧翔飞起落，刚到第三遍，发动机突然熄火，高度太低，不能转到正向跑道，只得迅速转弯向机场强迫降落。刚到场边，有一木屋，像是一座库房，正对中间撞了进去，两翼折断，螺旋桨已损毁，而机身完整。驾驶舱并无人影，未见他跳伞，这种高度，也不可能，但人到哪里去了。”

“正惊讶间，他却从外面回来，丝毫没有受伤。他说：落下之后，怕飞机着火，故急忙走了出去，见你们过来，又才跑回。真是奇迹，也是幸运，稍微偏差一点，就会撞到柱头，虽是木质，但冲撞力量很大，足以将机身撞毁，人必定受伤。”

“事出之后，队长即电话汉口向航委会报告失事经过，不知是哪位先生接的，听了之后，便打官腔的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批飞机是孔部长专程到德国订购的一种新式飞机。孔部长就是孔祥熙，前几年任财政部部长时，奉派去英国贺新王加冕的特使，顺道德国，遂买下这批落伍的飞机。外行人购买军机，浪费国家公币不说，还会牺牲飞行人员宝贵的生命。果然，这批飞机，在保卫武汉马当一役，就未发生效力，不久，也就淘汰了。”

“队长于是派副官将萧翔押到汉口航委会，不知该向哪个单位报到，问问参谋处，说不知此事，去到人事处，也不明白，再向上问，仍不得要领，住了两天招待所，便叫他们回来，听候命令。可是这件事一直没有提起，也是怪事，后来才知道，德国所交飞机，根本与所订的式样不同，而受了骗。”

刘忠敏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德国顾问，据信就是温特飞（中文全名也译为亚力克斯冯温特菲尔德）。他于1938年9月完成飞机的试飞和对中国飞行员的训练指导工作后回国。温特飞在一战时就已加入德国空军，在战场上击落4架敌机。二战全面爆发后，又在西线取得6个战果，在东线取得3个战果，并在1941年7月5日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是一名王牌飞行员。1942年，因飞机失事坠亡。

15队接机后，便在南昌开展换装训练，重点训练俯冲轰炸作战。根据《二十七年六月至十二月我空军兵力编组概况表》显示，1938年6月间，15队装备Hs-123俯冲轰炸机共计11架。

1938年6月，日军由安徽合肥南下，意图攻占武汉。为了阻挠日军前进，空军当局出动包括SB、可塞、小北美，甚至霍克Ⅲ参战，Hs-123俯冲轰炸机也在此战中首次亮相。然而，还没等它出击轰炸日军，自己到先挨了炸弹。

1938年6月18日，日机来袭南昌，12时45分，15队队长陈蔚文率3架Hs-123飞吉安待命，当他们刚落地加油时，忽闻警报，据报有日轰炸机5架来袭。陈蔚文等人随即停止加油，开车起飞。当我第三机刚起飞离地，就发现日机就已此时已经临空，高度约2000公尺，排成V字队形。13时05分，日机开始第一次由东向西投弹。Hs-123因未达到相当高度，未能攻击，至敌第二次由西向东投弹时，陈蔚文所驾1510号机，即向其攻击两次，封仕强所驾之1507号，廖穆科所驾之1508号机，因起机较迟，而敌机速度较大，故未追击，后因三机之汽油将尽，遂于14时10分降落吉安机场。

由于Hs-123俯冲轰炸机的机头装有2挺7.92毫米机枪，且为单座战机，因此，空军也按照使用霍克Ⅲ的经验，将其充当驱逐轰炸机（战斗攻击机）使用，装备Hs-123俯冲轰炸机的15队，也因此改编为航委会直属驱逐队。

但Hs-123毕竟是作为一架轰炸机来设计的，同霍克Ⅲ战机的设计理念也不尽相同，攻击敌战斗机并不是它的特长。Hs-123的首次亮相，便因爬升和速度太慢，导致大部分战机还未接敌时，日机便已投完弹走了。

6月28日，15队副队长余平想率5架Hs-123，各带50公斤炸弹4枚，出击马当江面日舰。他们从2800公尺俯冲降至1200公尺实施投弹，遭到日舰防空火力的猛烈射击，陈崇文所驾之1510号和谭卓励所驾之1511号两机均受微伤，1501号机则遭到了日95水侦和95陆机各1架的拦截，因不见友机助战，故立即避开。1510号机也遭到日95水侦2架的拦截射击，遂急降云下避开。7时15分，各机均平安返航。

7月初，15队奉命连续三天出击，轰炸马当附近日舰。7月1日，副队长余平想领队，率3架Hs-123出击，我军起飞伊-16战机6架在马当之东附近掩护。

7月2日，副队长余平想领队，率5架Hs-123出击，我军起飞伊-16战机5架在马当附近掩护。

7月3日，15队队员谭卓励领队，率4架Hs-123出击。当对日舰轰炸完毕后，4架Hs-123均遭到高射炮及日机的攻击。2架96舰战向我1510号机追击，3架96舰战向我1508号机追击，2架96舰战向我1509号机追击，5架95水侦向我1512号机追击，当即分向云中避开，敌机竟有追至鄱阳湖内者，终未追及，我机于7时25分飞返南昌降落。1508号机在俯冲轰炸时，被高射炮击中受伤，1512号机回航时发动机冒黑烟甚多，且震动剧烈，发生故障。苏联志愿航空队伊-16战机5架，于6时起飞，因未能伴随掩护第15队Hs-123轰炸，于6时30分回抵南昌机场。

马当战役结束后，15队被改编为驱逐中队，并于1938年8月15日迁驻重庆梁山，编入空军驱逐总队进行训练整顿。同年10月18日，日机18架来袭梁山，我军起飞伊-16和霍克Ⅲ战机迎敌，15队副队长余平想也率4架Hs-123跟随友机迎战，但由于最大速度和爬升速度太慢，最终还是未能接敌。

1938年5月下旬，希特勒下令禁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质，虽然此后仍有少量军事物质以第三国订货的名义暗中运往中国，但相关飞机方面的物质则不在其内，这导致Hs-123俯冲轰炸机的零部件无法补充，可使用的Hs-123机数日渐减少。1938年12月，仅剩的4架Hs-123被移交给航委会直属第34队使用。

1939年4月，航委会直属第34队改编为驱逐中队，并赴兰州驱逐总队集训。为了弥补驱逐机数量的不足，这4架Hs-123俯冲轰炸机再次被当做驱逐机使用，用以实施训练教学。

1939年8月，因人员装备无法补充，第34中队修改编制，仅保留部队番号，人员则调往各部队场站服务。Hs-123俯冲轰炸机也因机件磨损过甚，且无零部件补充，只得封存停用，其中一架相对完好的Hs-123被送至空军幼年学校充当教学用具。

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对华的军火贸易出现了极大的波动，面对日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德国最终停止了一切对华军火输出，1938年3月运华的一批价值3000万马克的军火，成为了德方供华的最后一批军械。

但由于日方违背对德承诺，不允许其在中国占领区购买原料，此后迫使德国不得不放松对华的贸易禁令，部分军火仍秘密输往中国（主要为军用电话、卡车、弹药等），直到1940年9月27日，法西斯轴心集团形成，才全面停止了易货贸易。截止1940年5月，合步楼公司仍有价值9900万马克的订货需向中国交付，其中中方所付款项一直留到战后才得以清算。

德国的军火输华，虽然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战，但其本质仍是一种商业生意，其军火价格普遍较市场价格偏高许多，就这12架德国空军使用过的二手Hs-123俯冲轰炸机而言，包括备用零部件在内，每架竟然高达16万德国马克。

正如中国中央信托局副总经理凌宪扬在1939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德方屡借口以政治关系不得不对我国表示冷淡，而暗中仍供给军火助我，实则运来军火……价格亦较市价为高，目的在赚我外汇，同时则向我国换取德方切需之农产品。德国于我国坚苦抗战之时，不但在政治上抛弃数年来之中德友谊以袒护侵略，即国内舆论亦对我横加侮蔑，而我国对于德国商人则仍顾念数年之友好精神，予以种种便利。”

参考资料：

《空军抗日战史》（第二册），作者：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

《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作者：马振犊、戚如高。

《中华民国飞机百年寻根》，作者：黄孝慈

《空军的涂装与徽志》，作者：刘文孝。

《中国飞机丛书》（第一卷），作者：魏刚、陈应明、张维。

《抗日战争》（第四卷上——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本卷主编：陶文钊。

《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作者：王正华。

《物换星移八秩秋——刘忠敏自述》，作者：刘忠敏。

《首次公开：1938年来华的德军王牌飞行员私人相册》，作者：网易新闻（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