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政刺杀侠累为什么要自屠出肠,自皮面决眼

聂政自杀前“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战国策》）为的是不牵连自己的姐姐，讲的是“悌”三字经中说“首孝悌，次见闻”，而他的姐姐说：“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记》），后来其他国家的人听说了纷纷称赞聂政的姐姐是烈女，而他们姐弟的这种行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孝悌的观念和义的精神。

聂政的事迹在史记和琴操都有记载，但是行刺的原因和过程却不相同。

根据史记记载，战国时严仲子事韩烈侯，因上奏宰相侠累的过失，怕被报复，找上聂政，想先下手为强。严仲子用黄金百镒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不受，并辞以母在，身未敢许人。

后来聂母过世，聂政为酬知己，主动去见严仲子，严仲子要帮他安排帮手，聂政说人多口杂，难以成事，只身前去狙击。趁君臣聚会东孟，杀侠累，力战至死。聂政自知无法脱困，怕连累亲人遭到族诛，反以剑自毁颜面、削双目，再切腹自杀。

死后被曝尸于市，千金悬赏，却无人能指认。一直等到他姊姊前来认尸，说：“此轵深井里聂政！他怕连累我，自毁容貌，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让弟弟无名而终！”说完就在其弟尸旁自尽。

根据东汉蔡邕琴操记载战国的时候，聂政的父亲担任了为韩哀侯铸剑的任务。可是，他超过了工期却没有完成，韩侯就下令杀害了他。当时，聂政还没有出生。聂政长大成人后，他的母亲告诉了他父亲是怎么死的。从此，聂政发誓为父报仇，刺杀韩王。

聂政习武学剑，以泥瓦匠身份混入韩王宫。遗憾的是，首次行刺未成。于是聂政逃进泰山，与仙人习琴。怕被人认出，就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还拔掉（或者说击落）所有牙齿。后来，苦练十年弹得一手好琴，辞师回韩国。

聂政重回韩国，弹琴时观者成行，马牛止听。聂政名声大起来之后，韩侯下旨召聂政进宫弹琴。为避开禁卫搜查，藏利刃于琴内，神态自若步入宫内。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聂政使出浑身解数抚琴弄音。仙乐般的琴声，让韩侯和他周围的卫士们听得如醉如痴，都放松了警惕。聂政见此时机，抽出琴内短剑，猛地一扑，韩侯猝不及防，当场被刺死。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无人能辨刺客是谁。

聂政死后，悬尸街市，并且为了他的名字重金悬赏，以灭其家族。聂政的姐姐聂荌听说有人把韩国的相国刺死，却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街上摆着他的尸体，悬赏千金，叫人们辨认，于是她到韩国都城，死者果然是聂政。于是她抱起尸体失声痛哭：“他就是聂政啊！聂政所以承受羞辱不惜混在屠猪贩肉的人中间，是因为老母亲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享尽天年去世后，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呢！士为知己者死，就是因为我还活在世上，所以才自毁其容，使人不能辨认，以免牵连别人，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我弟弟的名声呢？”。聂荌高喊三声“天哪”，终因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身旁。现在河南省济源市仍有聂政墓遗址。

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就是《广陵散》，被琴家广为弹奏，据说弹得最好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用以表示对聂政的敬仰。

聂政的故事，最早见于《战国策》第二十七卷“韩策二”记载说：韩哀侯时，大臣严仲子与丞相侠累“二人相害”，严仲子为躲避侠累的迫害逃亡齐地濮阳。在这里，他结识了从轵深井里（今济源轵城）来此以“狗屠”为业的聂政。聂政仗义豪爽，“勇敢士也”，严氏便“奉黄金百镒”，“具酒觞聂政母前”。聂政惊讶，问严何以厚礼待我一穷“狗屠”之人？严答“臣有雠”，“闻足下义甚高”，故相交，求助也。聂政说：“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谢绝了严仲子的厚礼。过了许久，老母下世。聂政服孝完毕，就主动找　到严仲子，坦言相告：阁下如此善待下人，令人感动。前不敢答应您的求助，是因为家有老母；“老母今以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于是，严仲子把他与侠累的仇怨告诉了聂政，请他刺杀侠累。二人经过筹划，聂政只身携剑赴韩城，利用“东孟之会”的机会，杀进韩宫，一举刺杀了丞相侠累，并“兼中哀侯”。随后聂政毁容自杀，为的是不让人知其真面，牵连他人。韩当局把聂政遗体陈于市井，“县购之千金”，以查清刺客身份。政姊闻之，认为不能“灭吾弟之命”，就远道而来韩城认尸。她抱尸大哭，当众诉说道：“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他做了如此英勇的事，又毁容自杀，是因为担心姐姐受牵连。但是，“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她为弟扬名之后，亦自杀在弟尸之旁。

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是在悲愤人生中撰著《史记》的。由于他深感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就更加敬重和怀念那些舍生取义、信守承诺的英雄人物。所以，他要为这些英雄立传。在《史记》中他以浓墨重笔和饱满的热情，写出了千古传颂的《刺客列传》。

在《刺客列传》中，共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英雄，集中宣扬了一个主题思想，即“士为知己者死”。特别是在聂政、荆轲两传中，司马迁把这一主题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司马迁著《史记》，不仅要参阅国家的文书档案和当时流传的文献资料，还走遍祖国名山大川，考察古迹，采集民间传说，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因此他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就更完整、更准确、更生动。

我们把他撰写的聂政的故事与《战国策》的记述相比较，我们就可深感如此。《战国策》记述聂政故事，是在叙述“韩累相韩”，侠累、严仲子“二人相害”事件时展开的。全文不及千字，故事情节亦显平淡。而太史公则是明确地为聂政立传，开首就点明传主大名，“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然后再交代严、侠矛盾，以聂政刺韩为主线层层展开。故事跌宕，情节生动，把聂政“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的壮举，和聂荌为弟扬名而捐躯的烈女形象，深刻植于读者心中。这是一篇有叙述有评论的完整传记，也是一篇有头尾有情义的生动故事。全文洋洋洒洒1200余言，比《战国策》中的记述增加了1/3。

太史公使用《战国策》的记述，绝不是简单地“拿来我用”，而是要作谨慎的考证、补充和发挥，对实在难以弄清的问题，则只好“存疑”，从不轻狂断言。例如，聂政事件发生的时间，《战国策》说是在韩哀侯时期，并且说聂政一剑刺死了侠累、哀侯两人。可是司马迁在考察韩史时，又有文献称“哀侯六年为韩严所杀”，聂政刺侠累则是“列侯三年”。于是，太史公本着“闻疑传疑”，“事难的据，欲使两存”（唐司马贞案语）的办法，在聂政传中用了“哀侯时”，但去掉了“兼刺哀侯”说；而在《韩世家》和《表》中，则称哀侯是在六年被韩严所杀，聂政刺侠累的时间排在了“列侯三年”，出现了“表、传各异”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感到太史公写史的难处和谨慎。

再例如，《战国策》称严仲子与侠累“二人相害”。可是除了说严仲子“政议直指，举韩累之过，韩累以叱于朝”之外，太史公实在难以找到他们二人矛盾的前因后果。因此，《战国策》说他们“二人相害”，显然有过头之嫌。况，严、侠之间的恩怨情仇，与为聂政立传的主旨关联也不甚大，于是司马迁就改为二人“有却”，并删去了无关的赘述。“有却”比“相害”更概括，因而也更贴切。司马迁把省出的文字，用在了　对聂政与严仲子赤诚相交以及聂政刺侠累的描述上，更加突出了传主的仗义英雄形象。太史公在大力颂扬聂政的义举时，还特别加重了对其姊聂荣的记述和描写。

《战国策》只是在文尾提及了“政姊”（连名字也没有），说她抱弟尸当众宣告“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简单几笔带过。而司马迁则下了大工夫。他显然作了新的调查和考证，增加了新的情况和情节。与《战国策》不同，司马迁在叙述故事时，一开头政姊便出场了，曰：聂政因“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在这里，司马迁还在事发200年后首次披露了这位烈女的姓名叫“聂荌”，并说她后来“己嫁夫”。

文章结尾之前，太史公用足够的文字记述了这位烈女与韩都市民的对话，让她字字血声声泪向市民宣扬了其弟聂政的孝母、重义品德，高声宣告：这就是我的弟弟聂政！市民问她：夫人难道不知道来认尸是要遭杀身之祸的呀！聂荌答曰：“闻之。”又说：弟早有此举的志愿，只是“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今老母“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便义无反顾地去兑现他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他所以“自刑以绝从”毁容自杀，是因为“妾尚在之故”，担心被认出而连坐姐姐。可是，姐怎能怕遭杀身而泯灭贤弟之英名呢！

韩城市民听了大受感动，聂荣“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事后，韩城的百姓就把聂氏姐弟的尸体掩埋在了该城的郊野。太史公写了这一大段文字之后，借晋、楚、齐、卫诸国人的反应和评论，又大大赞扬了一番聂氏姐弟的义举。凡此多多，太史公把《战国策》以及诸先秦文献记述的聂政故事，大大丰富了、完整了、准确了、提高了，因而也更加感人了，流传更广泛了。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史学、文学之典范。经司马迁大手笔的记录和描述，聂政、聂荌成为千古英烈人物；《史记》中聂政刺韩故事的版本，成为其后各类著作家、艺术家对聂政英雄形象进行再创作的基本依据，是为经典之作。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司马迁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

蒲松龄曰：余读刺客传，而独服膺于轵深井里也。其锐身而报知己也，有豫之义；白昼而屠卿相，有鱄之勇；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于荆轲，力不足以谋无道秦，遂使绝裾而去，自取灭亡。轻借樊将军之头，何日可能还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聂政之所嗤者矣。闻之野史：其坟见掘于羊、左之鬼。果尔，则生不成名，死犹丧义，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噫！聂之贤，于此益信。

《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後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於市，购问莫知谁子。於是韩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荌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荌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柰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资治通鉴》：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