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是一个怎样的人

1900年7月27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不莱梅海港向即将出征的将士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说，放肆的称他将像阿提拉把恐怖带给西方世界一样，将恐怖散播到中国。

带着国王的“祝福”，这支部队会同其他国家远航到东方，侵略了这个据传傲慢的国度——以“文明”的名义——屠杀、掠夺了这个古老国度的百姓，史称八国联军侵华。

威廉二世可能是受到了历史学界的蒙蔽，错认为匈人的祖先即为和汉朝对峙的匈奴人（尽管现在很多人还在坚信这种错误的说法），但这样的言论显然和那时甚嚣尘上的黄祸论“相得益彰”。

上帝之鞭阿提拉，这个西方人闻风丧胆的名字，长久以来和野蛮挂钩，亦成为黄祸论的源头。

然而从黄祸论的源头，到智勇双全的领袖，仅仅是看法角度和评价人自身立场的不同。学界的新动向，慢慢揭开了一段逐渐被遮蔽1500年的历史，阿提拉也最终被“翻案”。做出这般翻案的并不是某个东方或者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而是剑桥大学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博士——克里斯托夫·凯利（Christopher Kelly)。

长久以来的关于阿提拉、匈人的形象是极为刻板的。自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人们就相信游牧民族是长着“两条腿的野”，他们过着难民般的生活、靠着冲动本能行事、造成的只有破坏没有贡献。

凯利说长久以来，人们对游牧民族的评价是“一种幻想、怪异和虚构的混合体”。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离地中海越远的地方则越是荒芜，越是野蛮，当然这可以视作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滥觞。

到了后来，关于阿提拉的描述有两本经典的著作。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爱德华·吉本撰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另一个是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霍奇金撰写的《意大利及其入侵者》。然而在这两本书中，匈人“其精神的本质是野蛮和毁灭”、匈人是“呆板乏味的野蛮人，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却缺乏创造力，没有为人类进步做过丝毫贡献。即便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也还是摆脱不了与生俱来且无可救药的野蛮本性。”

无疑，这只是在加强自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野蛮人印象。这些历史学者的目标无疑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应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本为了说明“一个王朝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证公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和倾覆”。维多利亚时代的霍奇金则是为了警醒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是否会毁灭于一个类似于“阿提拉”一样的“人”。

看来，阿提拉和匈人被当做了反面的例子。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度，而更愿意将他们描绘成黄祸论的源头。人们相信这是一个野蛮的国度，这里的人们茹毛饮血，毫无荣誉可言、毫无原则可言、毫无道德可言。

近来传播学有个时髦理论叫“信息茧房”，大抵是说人们刻意选择那些迎合自己刻板印象的信息，从而不断的强化原有的刻板印象，让自己的思想“作茧自缚”。

千百年来人性如此，看来只有真正智慧之人才能免俗。

克里斯托夫·凯利在其著作《匈人王阿提拉与罗马帝国的覆灭》中明确的指出：“阿提拉的统治促进了匈牙利大平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通过有计划地对其他国家实行剥削，匈人国成为北欧最强大的帝国。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这不符合人们对阿提拉和对匈人素来的印象。”

与后世人们凭空想象不同的事情是，阿提拉并非出生在大草原的典型游牧人后代。在匈人早年的征服过程中，阿提拉的父辈已经定居匈牙利大平原，政权从游牧往封建化开始转变，也形成了一个“寄生性”政权，依靠收取贡品和战争维持运转，和最早期的罗马帝国别无二致。

阿提拉12岁那年就被送往西罗马的宫廷为人质，小的时候他在阿提拉的王庭中接受军事和语言训练，到西罗马宫廷他更是热心观察，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罗马的风俗。后来，出使匈人王庭的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竟看到了罗马式的澡堂，可视作阿提拉生活方式的延续。

普利斯库斯也忠实的写下自己出使过程看到的一切，后来撰写成一本畅销千年的著作《匈人王阿提拉》。成为数量不多客观描写匈人生活的史料。普利斯库斯看到匈人的生活虽然不同于罗马式的生活，却仍然有一定的社会秩序可遵循，这些生活秩序被当时的人们遗漏，后世的人们也对改变自己的刻板印象不感兴趣。

匈人宴会上人们的坐席有次，享有的娱乐虽然和罗马不同却仍然有规矩。而阿提拉则相当的节约朴实，他的餐桌上只有木盘，装着简单的一点肉食，他身上只穿着粗布的衣服，没有任何的装饰品，总的来说和他手下的将领们迥异，也和罗马贵族奢靡的生活迥异。

显然，普利斯库斯眼里的阿提拉，是一位勤勉、节约、朴实的君主，拥有相当良好的品格。而这时候普利斯库斯的外交使团却带着刺杀阿提拉的任务，由东罗马的宦官主导、皇帝默许。显然这样卑鄙的暗杀和阿提拉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阿提拉更像一位宫廷的贵胄，而非一个野蛮人。

克里斯托夫·凯利在其著作《匈人王阿提拉与罗马帝国的覆灭》中说：“匈人并不像传统文化中描述的那样，他们不应该被看作是游牧民族。阿提拉也是出人意料地通晓礼仪，是一个危险而精明的国际政治玩家。”

阿提拉在东西罗马和各个蛮族之间纵横捭阖，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外交剧，将东西罗马最高贵的廷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直到弄到战争借口才出师、又或者攫取了许多好处，显然并非粗鲁的野蛮人所为。

阿提拉缔造了一个令西方人胆寒上千年的帝国，在君士坦丁堡下和东罗马签订城下之盟、入侵西罗腹地意大利。

我们不禁发问：“评价阿提拉野蛮，到底是不是真的正确？”

歌德曾有诗云：

他了解自我和他者

也就知道东方

与西方不能分离。

他者的存在是为了定位自身坐标的，定义野蛮的含义，是文明的“霸权”，亦是文明认识自身“文明”的关键。

难道阿提拉的屠杀能被原谅吗？我想不是的，凯利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累累白骨和尸山血海，无法掩盖阿提拉本身个人素质的优秀。他仍然是一个残酷的君主，对待敌人和部署毫不留情。不过我们评价这段历史，更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描述。

在入侵罗马帝国的野蛮人中，汪达尔人、哥特人、勃艮第人皆有累累血债，而罗马帝国在扩张时期更是称不上“仁义之师”。在血与火的屠杀和掠夺中，罗马帝国才造就了辉煌，使得城内白净的贵族能在澡堂里夸夸其谈，将这段血腥的历史美化成罗马帝国“神圣职责的一部分”。

难道罗马人屠杀就是文明，而阿提拉人屠杀就是野蛮吗？我想这样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但这样的论述，西方人却相信了1500年。

平心而论，论总体战绩，阿提拉所缔造的匈人帝国并非是最出色的，最终匈人也被赶回了他们的大草原。而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欧洲安身立命，才真正成为了灭国罗马的心腹大患。但是，西方人对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则是因为他们是“祖先”，后来又皈依了基督教，口下自然多有留情。而扣给阿提拉和匈人的帽子，则是黄祸论。

这样以野蛮和文明为基准的判断，更像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两叉判断，背后时候蕴含着某种色彩，我想不言而喻。如何跳出这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历史做一个更公正的评价，显然是当代史学界学人追求的目标。